民政部发布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推动制定社会救助法

基于对于法律实践经验的概念化提炼、专业化解释和体系化建构，这种自觉和反思使得古罗马人观察和思考法律现象的实践活动得以成为一门法学。

（二）法理的论域范围 法理概念不仅具有上述丰富的内涵要素，而且这些内涵要素分别触及了性质不同、类型有别的主题和领域，使得法理概念具有广泛的论域范围。既有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式存在未能区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科目的研究对象、不当限缩法理学研究对象和混淆法理学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问题等缺陷。

[76]同注[13]，[德]鲁道夫•冯•耶林、奥科•贝伦茨书，第86页。但是任何科学的主要困难不在于理解概念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而在于建立和拟定概念、范畴和规律的体系。因而，对于法理的概念化解析和类型化阐释，实际上就是在回答，法理概念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回应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87]再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有关权利的一般法理，涉及权利的类别、权利的分析、权利话语的历史、权利的证成、权利的批判等有关权利的一般性问题。[19]正是对于概念作为哲学的认识对象、理性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的认识方法和爱智作为哲学的认知限度的自觉和反思，体现了苏格拉底对于人类进行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自我觉悟和反身思考。

应当具有稳定性，而不应朝令夕改。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法理》凝练了法理的概念，通过对法理进行历史考察、语义分析和意义分析，阐释了法理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提出法理学不仅仅要回答法律是什么、法治是什么，而更应当着力回答法理是什么、法理的意义何在，主张法理学应是法理之学，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倡导部门法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法理。各级法院要深入挖掘各种有利社会条件和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体系建设中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形成全覆盖、网格化的调解指导体系，将纠纷化解关口前移。

同时，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国家治理的需要，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稳定与发展等理念，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推广。枫桥经验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的灵活运用。【摘要】 枫桥经验既是一项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制度传统，也是一种不断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治理实践。[18]2018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总结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契机，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枫桥经验由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向促进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延伸。

要注重发挥地方积极性，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法院开展家事、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适宜调解的纠纷调解前置程序的试点工作，促进矛盾纠纷的诉前分流。枫桥经验注重在基层治理中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其他社会组织建设。

要细化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各项要求，不断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机制，全面提升司法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可以说，枫桥经验既是一项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制度传统，也是一种不断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治理实践。1971年，在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枫桥经验再次受到肯定。二是坚持人民中心、群众路线，发挥法院在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法治引领作用。

这不仅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面，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2]调解劝导制度是指法庭在受理案件之前，为当事人提供一份调解劝导书，以亲切平和的方式说明调解与诉讼的利弊，劝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纷方式。立足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构建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体系。[8]1978年4月起，枫桥地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工作，枫桥经验成为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经验。

四早即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枫桥经验强调群防群治齐抓共管，动员起最广大的部门、干部和群众，深入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

[79]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多称方式自由，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这是将合同书作为一种独立缔约方式的实际意义之所在。

该法貌似采缔约方式唯一主义，但该条第1款同时规定了一般的实质合意制度。[33]参见王利明：《预约合同若干问题研究：我国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述评》，《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第55页。二是有助于区分预约本约缔约方式与其他典型缔约方式，从而准确判断各种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但《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的方式（manner）可能被当作形式（form）理解，因此应明确承认要约承诺及其他典型缔约方式。第一，我国制定《合同法》时，官方意见曾认为订立合同的具体方式各不相同……但不管采取什么具体方式，都必然经过两个步骤，就是要约和承诺。到今天，合同法中确立缔约方式自由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12]我国民法理论也认可这一点，学理上对要约承诺之外的交叉要约、同时表示、国家下达订货任务、意思实现讨论较多。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相互印证。

首先，受缔约方式立法模式的影响，《合同法》列举了要约承诺方式、合同书形式两种情况下的合同成立时点判断规则。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22条但书、第26条第1款后段规定了意思实现，也即无需通知的承诺，同前注[1]，崔建远书，第43页。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确定性的判断仍然存在很大障碍，其典型表现是不同法院对相类似合同的必要条款的认定并不一致。[83]三是对要约承诺方式定位的误解。

[18]朱广新：《论合同订立过程中的格式之战问题》，《法学》2014年第7期，第72页。[81] 在合同自由原则被两大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和实践普遍接受的情况下，狭义的缔约方式自由却未获得应有重视，原因应该有三：一是20世纪典型法例包括德国、瑞士、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均以要约承诺为范式来规定合同订立制度。第一，缔约方式自由是交易实践发展的客观之需。[20]在正常交易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交易指令在时间上往往不分先后，交易指令发出后就价格匹配的部分可以自动瞬间成交，这完全符合交叉要约的特征。

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本质上属于缔约过失之债或侵权损害赔偿之债。首先，我国《合同法》不存在一般性的、实质的合意制度供其他非典型缔约方式适用，也未明确规定缔约方式自由主义。

为此，我国民法典应在确立缔约方式自由的基础上，构建以合意为中心的合同订立制度，明确规定一般性、实质性的合意制度来统率各种缔约方式，并进一步完善各种具体缔约方式制度。此种发展表明，合同法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规定所有缔约方式，缔约方式自由方为应有的态度。

[96]时至今日，我国应该采用前述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法所采用的一般规定+具体列举的合意制度模式。兼具书面形式和缔约方式双重属性的合同书，在规避交易风险上具有双重意义。

[60]程啸、柳尧杰：《论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之法律效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7页。称形式自由者，同前注[42]，黄立书，第35页。但除此之外，随着交易实践发展，目前实践中还有以下几种典型缔约方式更堪重视。[4]本文中所讨论的缔约方式限于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方式，即狭义的缔约方式。

一方面前后数轮合同的实质内容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均已具备该类合同的全部必要条款。实践中当事人在就合同的必要条款达成合意后，目前普遍还需签订由主管部门监制的格式合同，主要是为了避免遗漏与行业管理、后期物权登记等有关的重要信息，或者避免有关信息记载不规范的问题。

[5]然而在缔约方式——合同成立问题上，我国《合同法》25条、第32条、第33条却又区分要约承诺方式、合同书形式、数据电文形式+确认书规定了不同的成立时间，《合同法》36条和第37条在规定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可以补正合同成立要件时还区分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要式合同和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这些规定中方式与形式的使用明显较为混乱且缺乏逻辑性，也影响到了我国合同法理论。[39]意思实现和默示承诺之关系，有一致说和区分说。

[62]第二种是缔约方式自由主义，即法律设专门条文规定缔约方式，且明确规定缔约方式并不限于要约承诺方式，采此种模式者如《美国统一商法典》。[51]至于本文开头提到《合同法》未能将区分缔约方式与合同形式贯彻始终的问题，则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